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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专业人才教育领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现年58岁。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专业人才教育领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现年58岁。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译协第六届理事会常务副会长。在担任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期间,参与组织了“全国翻译教学研讨会”、“翻译学博士论坛”等活动;积极拓展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培养青年学术骨干,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高度认可。全程参与了2006年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设置论证工作,参与制定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标准,为翻译专业教育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中国网12月6日讯(记者 何珊 陈超)在中国翻译协会迎来30岁生日之际,中国网专访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著名翻译家、“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获得者许钧教授。作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专业人才教育领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向记者就翻译专业设置、翻译对文化交流的促进等话题谈了自己深入而独到的看法。他曾经大胆预测世界阅读中国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莫言的获奖让这一预测成为现实。

  中国网:目前,翻译专业硕士(MTI)就业率和前景如何?您认为培养过程中有哪些收获和问题?开设MTI克服了哪些挑战和困难?

  许钧:中国在2007年设立了翻译硕士专业。现在,全国已有158所学校开办了翻译硕士专业,每年的招收规模在2500到3000名之间。这些学生的培养不应该是盲目的,既然是社会的需要,那么目光就不能仅局限于教学,就要知道社会对翻译人才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些翻译人才培养出来后能不能走向市场,真正为国家翻译事业做贡献。以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硕士为例,他们的笔译和口译培养就顺应了市场的需要。口译就是培养少数精英式的同声传译,笔译主要是和联合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翻译相结合。在那里,他们设立了一个翻译中心,学生毕业以后就在这个中心工作。目前,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翻译师资转型的问题,第二要对学术型和专业型人才的培养进行区别和定位,对学生的翻译实际能力的提高要有一整套手段。

  中国网:您怎么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各自地位?高校外语教师评职称,译文不如论文管用,是不是合理?

  许钧: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都不能偏废。翻译理论应该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总结和提高。理论既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又要为实践服务;同时,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不会盲目,丰富的翻译实践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的本质、作用、过程和影响,使翻译活动得以健康发展。高校中存在的译文不如论文管用的现象在这几年有所改变。我们以前对翻译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刻,认为翻译就是简单的文字转化,但实际上,一个翻译,太阳城申博:例如一本书的翻译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一般的一本书所不可比拟的,比如陈望道参与翻译的《宣言》。我们对社科和人文译著越来越重视,现在,这些著作都参与了评奖,还有很多翻译项目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招标项目。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突破,比如有些同声传译人员可能不具备很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但他们在重要的活动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这批人也可以有机会以不同的标准来晋升。

  中国网:这几年翻译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但也有一种不同的声音认为现在翻译质量下降,翻译人才青黄不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钧: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悖论。老一代翻译家相继去世,而新一代翻译大家没有出现。有人认为,傅雷、杨宪益走了之后,中国再没有这样的翻译家了,好像显得翻译人才青黄不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看,多年来,我们进行艰苦的翻译工作,为改革开放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但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呢,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去,需要我们主动做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中对我们提出了很多新要求。比如《大中华文库》工程要把中国的典籍翻译出去,这就面临了一个问题。翻译人员如果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和思想不了解,外语水平再高,也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青黄不接也有一定的道理。

  许钧:名著复译的现象是一种必然。从翻译的定义来说,它是在一个地域上让一种文化不断地扩展,从时间上让一种文化不断地延伸。一方面,不同的时期对经典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另一方面,语言在不断变化,著作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现实化的过程。翻译有两大任务,一个是外国的东西本土化,一个是古代的东西现代化。一部古典名著之所以成为古典,就是它有被翻译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在不同的时期被不断的翻译、阅读和注释中体现的。

  但问题是,自从1992年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后,一些出版社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对一些没有版权的名著进行复译,这就违背了翻译的宗旨。甚至有些出版社让一些不懂外文的人把几个已有的版本拼拼凑凑,然后再推出一个版本,那样就更违背了翻译的任务和职责。翻译之所以要被复译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给人们提供阅读这部经典新的空间,而拼凑之作不严肃,同时也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我们现在关于复译工作的研究应该加强。比如《道德经》和《论语》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翻译,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翻译,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些复译本去观察这些民族对中国是怎么理解的,他们之间的理解有没有差异,同时在各种不同的时代,是不是会注入一种新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实际上是丰富了典籍本身的内容。也就是说,一部经典本身的存在是要靠传播来实现它的价值,任何一部作品的最终实现都要依靠其他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翻译。

  许钧: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学应该怎样走向国际。实际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已经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以鲁迅为主将的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上也有一些传播,那么中国的当代文学怎么能够走向国际?我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完全借鉴外国文学的阶段,一批作家都是在外国作品中汲取了养分慢慢成长起来的,包括莫言、余华等。第二个是从借鉴当中走出来进行创新,随着改革开放步子的加快,创作的空间不断拓展,这些作家的水平不断提高,不断写出在中国这片文化沃土当中具有独特个性、以及对人性关注的作品,这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好的作品,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获奖。但是反过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性的,需要一种媒介进行传播,所以在这些作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翻译是必由之路。我曾经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世界阅读中国的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文学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直觉,必然产生伟大的作品,同时要借助翻译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所以这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网: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不久前去世了,她生前非常关心中国的翻译事业。请您谈谈她对中国文学和翻译事业的贡献和影响。

  许钧:我们对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她具有很深远的目光,她知道在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中,中国需要对等的平台。她是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翻译问题的,她认为要进行真正的文化对话,翻译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所以她设立了韩素音翻译奖。在我与她的一次交流中,她特别提出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翻译学院,叫国际翻译学院。她对青年翻译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大作用。仅仅韩素音翻译奖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才现在已经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要纪念她,首先要学习她站在文化和跨文化交流的高度上来认识翻译问题,然后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予以高度重视。

  中国网:互联网兴起以后,深受外语学习者和翻译工作者喜爱。请您谈谈互联网对翻译的影响。

  许钧:互联网对翻译起了重大作用。一本新书面世后,互联网上有很多网友进行介绍,所以互联网对于新书的发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网络上,有一些对翻译质量挑毛病的交流空间,这就形成了网络批评,对提高翻译质量,开辟新的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非常好的形式。同时,遇到疑难问题时,网络给译者提供了向网民求教的机会,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特别对翻译的传播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中国网:中国网(网友想请教您:平时练了半天翻译进步不大,提高翻译水平有何好办法?

  许钧:提高翻译水平有好方法,但没有好捷径。用一句话概括,翻译就是自己理解,然后让别人理解。译者首先要对原文要有深刻正确的理解。很多人说自己翻译水平不行,实际上是对原文没有透彻理解。其次就是让别人理解,怎么样用地道的语言把它翻译出来。所以提高翻译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在语言上要有所突破。翻译要进步,需要对语言外的知识进行了解。我觉得译者还要能够发现自己翻译中的问题。我觉得初学者的一个毛病,就是认为自己非常忠实于原文,但是翻译出来的译文有翻译腔,别人看不懂,所以发现自己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学习好的译文,比如我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学习傅雷的翻译。这就像无论是写字还是写小说,太阳城娱乐城都要有字帖和范文,学翻译也需要有这样的姿态。总结起来,第一语言的基本功要加强,第二扩大知识面,第三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第四要学习前辈优秀的译文。

  中国网: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您荣获“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个人有何感言?

  许钧:我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确实有很多话要说。我们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而另一方面,翻译为开创这个好时代做了贡献。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翻译永远都起到先声的作用。而到了今天,中国要走向世界,翻译又起到了一个开路的作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以来,它既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也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对协会的推动。我从197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应该说我自己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我做了大量的翻译实践,把国外一些很优秀的社科著作和文学著作翻译过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想办法把一批优秀的中国作家的作品通过各个渠道推向世界。第二,我越来越意识到翻译理论的重要性,所以在过去三十多年中还做了一些翻译的研究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对翻译学科的建立做了一些工作。第三,我在高校一直从事翻译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所以我自己是既做翻译,又研究翻译,又培养翻译人才,可以说是“三位一体”。我今年58岁,我觉得我的路还很长,我要在这个“三位一体”方面继续加强,但同时我要特别关注翻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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